全國“兩會”拉開帷幕。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向大會提交了“關於中央政府向每個公民發疫情補貼以紓難解困刺激經濟發展”的提案，建議中央政府向每個公民身份證注入有效期爲半年的2000元人民幣消費額度，作爲疫情補貼，供公民個人消費，以直接幫助困難羣衆渡過難關。

朱征夫委員的建議無疑是出於好意。從企業角度來說，幾乎所有企業程度不同受到疫情影響，其中，中小微企業受影響更大，復工率遠不如規模以上企業。如果向每個人發放2000元疫情補助可促進消費，能直接或者間接幫助大量企業恢復元氣，可從消費、生產等環節促進經濟復甦。

從公民角度來說，大部分人正常消費受到疫情抑制，消費潛力有待釋放。同時，部分人因疫情或失業或降薪，如今想消費卻“囊中羞澀”，特別是困難羣體。如果向每人發放2000元疫情補貼，就可以增加消費、改善生活質量，對困難羣體來說如同雪中送炭，顯然惠民生的味道很濃。

從此前多地發放消費券效果來看，“乘數效應”超出了預期。比如5月1日至5月3日，廣東省發券地區共帶動消費5.1億元，拉動消費11倍；武漢消費券三天帶動5800萬元，拉動消費超12倍。如果按照朱征夫的建議發放現金、限期消費，現金補貼的“乘數效應”會高於消費券。

不過，筆者認爲向每個公民發疫情補貼2000元的建議並不可行。原因是，這筆錢對中央財政來說是一筆鉅額支出，在今年前4個月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8522億元、同比下降17.7%的情況下，有限的財力分配需要更科學、更精準，向每人發疫情補貼2000元，數額巨大且不精準。

而且，也很難進行操作。比如能否確保現金補貼按標準進入每個公民的個人賬戶是巨大考驗。此前我國澳門發過現金紅包。不久前陝西一村莊向每人發1000元疫情補助。也就是說，在小區域發放現金比較容易操作，但在全國範圍內向每個人發放現金補貼，是一項複雜、浩大的工程。

再比如，即使能順利發放疫情補貼，但如何監督每個公民在有效期內消費，假如有效期內消費不完如何收回等，也面臨極大的困難，監管監督成本不低。另外，這種補貼對低收入羣體很重要，但對中高收入者來說或許是可有可無，那麼不加甄別地發放疫情補貼，實際效果很可疑。

所以，如果通過發放疫情補貼幫助困難羣衆和中小微企業，理想的辦法是“精準滴灌”。一方面，直接向困難羣衆發放補貼。目前，我國已經有向困難羣體發放價格補貼的經驗和數據庫，可以很快把疫情補貼發到困難羣體手中，在有效期內完成消費。這樣一來，監管監督成本很低。

另一方面，直接向中小微企業發放疫情補貼。之前，北京等地已經向受疫情影響的中小微企業發放崗位補貼、社會保險補貼等。如果中央財政有能力再拉中小微企業一把，還可以直接發疫情補貼，幫助企業走出困難。此外，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，也可以發放現金補貼進行幫助。

簡言之，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，“精準滴灌”既可以省錢也可以起到幫扶等作用。目前，消費券雖然效果顯著，但由於消費者使用時受限制較多，未能最大化發揮作用。如果發放現金補貼刺激消費，進行科學設計，效果會好於消費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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